在冬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告诉满屋子不安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说，不要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他表示，中国有一种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办法，那就是大规模的城镇化：这一进程正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增消费者。

　　“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空间广阔，国内需求潜力巨大，”李克强在1月21日的讲话中说。“中国的内需会持续增长，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但他的讲话却存在一个问题。自2009年以来，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确让新兴的城镇居民致富，但是富起来的人中，未必包含着那批对全球经济来说最为重要的——中产阶级。

　　在近期一篇名为《中产阶级消费者请站起来好吗》的报告中，咨询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分析师Ernan Cui表示，“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中国消费的真正驱动者是中产阶级，而他们的收入增长正在放缓。”他警告说：“假如2015年家庭收入会随着经济周期继续下行，就像现在这样，那么中国的消费情况将会令人失望。”

　　自上任以来，李克强和习近平就一直强调要将中国经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服务和消费驱动。然而从2009年开始，北京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出台了大量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人均消费量也随之下降：2009年，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为8.5%，现在却只有7.1%，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在这段时期，收入增长最快的是占总人口40%的低收入家庭——增幅约为70%，增速大大超过了占总人口40%的中等收入家庭（后者的平均收入基本停留在3320美元水平）。

　　中国当然应该对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脱离贫困表示欢迎，顶级富豪和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连续六年缩小：一个值得称颂的杰出成就。但中国仍然迫切需要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才是刺激消费的主力——平板电视、iPhone手机和星巴克拿铁都要仰仗这些人购买，而不是购买廉价的电饭煲；此外，跨国公司也很需要中产阶级。而实际情况是，1月份中国进口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9.9%，这可能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中之一肯定就是人口结构问题。和传统上的印象不同，从北京到重庆，各大城市进入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增幅从2010年的5.5%降到了1.3%。劳动力匮乏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同时也意味着底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得到大幅上涨，而夹在中间的那40％却没有这么幸运。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已经接近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即将耗尽，而这早于经济学家之前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米塔利•达斯(Mitali Das)和帕帕·恩迪亚耶(Papa N’Diaye)曾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预计，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最早要到2020年才会出现。

　　与此同时，早于农民工完成城市化的白领以及大学毕业生则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市场。随着高端工作越来越难找到，他们的工资正面临下滑压力。此外，北京对信贷和影子银行业的整顿也对国有企业的利润造成冲击。龙洲经讯的Cui预计，“2015年，中国的消费增长即便不发生灾难性的滑坡，也会出现显著的放缓，而个中原因就是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增长在缓慢、但实实在在地放缓。

　　与此同时，改革进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已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具体数字只有政府知道）建设六车道高速公路、机场、商场和高速铁路，希望以此刺激经济增长。大批刺激措施巩固了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它们过重的角色正在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才是能为中产阶级提供高收入服务业工作的主要平台。习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应该减少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把更多资金用于对中小规模民营企业的扶持上。

　　同以往一样，李克强的讲话无可挑剔：“中国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中国将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结构性改革上，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虽然这一魔咒曾让很多发展中国家深陷其中。李克强总理强调，这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大机遇。”

　　不过，中国首先要做的是设法让占总人口40%的中产阶层更加富裕。IMF高级驻华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 去年11月就曾直言不讳地警告称，为防止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中国的改革计划需要更好的监管和取得更快的成效。中国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加富有的愿望是很好的，但首先应该从自己的中产阶层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