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安：不是简单的把中国产品低价卖到海外，走出去是一个战略行为，走出去的企业应该受到当地市场认可与尊重，并且产品可以长期占领该市场。

　　在柳工走出去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首先面临的是语言沟通问题，如2003年柳工开始国际化时，在柳工只有5个人会讲英文，包括我本人。为了尽快克服语言障碍，印度的柳工员工每天都要读当地报纸，学习英语的同时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按照印度规定，工厂必须距离城市60公里，柳工员工不得不每天奔波于工地和住所之间，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1年时间内完成了当地企业需要3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建设工作。

　　文化价值观和品牌差异，是包括柳工在内的中国企业想在国外拓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比如，同一马力的产品，波兰的价格是中国的3倍，突然卖这么高价格的产品，柳工的员工不会销售了，销售网络也会出问题；而波兰人卖柳工的产品，也不好卖。因为相互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价值观等的差异，不利理解与沟通。

　　前些年，柳工为美国市场提供了10台挖掘机，但很快出现座椅质量问题，设备在出口之前经过了严格的检查，各种质量都是达标，柳工很快派了工程师去进行检测，但也并没有发现哪个环节出问题。最后发现是因为人种差异问题导致，因为美国司机较之中国司机无论体重身高都要高出很大一部分，而柳工设计的时候只是按中国人的身体情况设计，从而导致了这次的问题。

　　柳工之所以能有现在的海外模式，是因为选择了坚持民族品牌。此前一家欧洲企业主动向柳工伸出橄榄枝，邀请柳工按其标准贴牌生产，并承诺在欧洲销量达到1500台，而当时柳工全年的出口不过几十台到数百台而已，但是被柳工拒绝了。在柳工看来，贴牌是改姓，尽管短时有利益，但无法做大自主品牌，中国家电产品的国际化，比装备制造业至少要早十年以上，随处可见的是中国制造，但是你见过几个中国品牌？

工业4.0

　　当美国人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德国人启动“工业4.0”战略时，同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也宣布，将通过三个十年行动纲领，力争在2045年左右成为工业强国。

　　以工业4.0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也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工业4.0的部署不仅将增强德国的竞争地位，而且有助于应对资源和能源等的全球挑战及人口结构等国内挑战。

　　工业4.0的重点在于把信息互联技术与传统工业制造相结合。在未来的生产过程中，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机械之间也会形成数字互联，进行信息交流。据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估计，工业4.0可以使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30%。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互联网+”、工业4.0的冲击，能否请您谈下柳工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战略方向？

　　曾光安：中国工业制造方面确实与国外有很大的差距，有的甚至是超过10年的差距。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中国在制造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需要转型升级的当下，中国的制造业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工业4.0”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实现新的制造方式。简单来说，即为：产品的设计要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其内容主要针对信息与制造。

　　在这方面，柳工很多生产制造领域也在运用。物联网及服务互联网能够创造一个包含全部生产过程的网络，将工厂转变成为一个智能环境，包括运入物流到生产，再到营销、运出物流和服务（维修）等。信息物理生产系统不仅使生产能够得到更加灵活的配置，也能够充分利用差异化管理和流程控制所提供的机会。这不仅增加了效率，同时也使得安全事故大大降低。

　　除了优化现有基于IT的流程，工业4.0还将释放对具体流程和全球范围内整体效应进行更多差异化跟踪的潜力。如工业4.0还将使柳工的商业伙伴（如供应商和客户）、员工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并提供更多互惠互利的新机遇，比如某个海外国家的设备出现维修等问题，通过数字化信息，我们可以就近进行调配设备，大大减少了仓储压力，可以有效实现为客户解决问题。

《21世纪》：您如何理解中国制造？

　　曾光安：以往，“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常常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中国制造业一度还存在资本游离、人才流失、要素转移、效益低下等问题；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还面临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

　　从目前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缺乏核心零部件支持，和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有距离，但现在也并不是以往人们印象中的低质、低价等的标志，中国也出现了优秀的企业及优质的产品，甚至很多都是世界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