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在新粤两地经营服装生意多年，见证了中国工人市场近10年来的变化。他告诉《联合早报》，他所在企业的服装销售人员，初入职者底薪约为2500元（人民币，下同）至3000元左右，加上提成可达约5000元，但招聘仍是相当困难。

　　他抱怨：“现在要找个脚踏实地干活的员工越来越难。”

　　部分行业“招工难”已是老话题，每年春节后在各地人才招聘市场固定出现。在各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工制造企业里，普工短缺已成行业常态，技能型人才也持续紧缺，这一现象过去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的沿海地区，现在早已向中西部蔓延，成为全国现象。

　　用工荒的出现有多方原因，其背后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就业空间加大、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改变等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企业用工优势不明显、外来工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障，同样是个中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正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国务院今年初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指出，中国人口转移势头有所减弱，预计到2020年，流动人口有2亿人以上，到2030年，流动人口规模减少到1.5亿到1.6亿人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比2015年减少了171万人，尤其是农村向城镇移民的脚步已经明显放缓。

　　曾经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各地每年均会上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收入。

　　根据人社部去年底公布的数字，上海最低工资标准达每月2190元，为全国最高，其次是每月2030元的深圳，但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用工问题。

　　根据统计，在珠三角，今年春节后广州企业用工缺口超过18万人，佛山约为8万人，而深圳一向是珠三角用工缺口最大的城市，往年的节后用工缺口都在20万人以上。

　　年年用工荒，年年都在考验企业的应变能力。东莞台商协会前秘书长阎海清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与往年相比，今年节后用工情况并未有所好转，不少东莞台商正在为此求助于人力资源公司，招聘技术工人、普工等岗位，以保证企业尽快正常运作。

　　阎海清表示，近年来，企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不断在提升与改善，但随着中西部的不断发展，不少外来工在综合考虑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工资待遇等多种因素之后，还是更愿意留在家乡工作。

　　“如果要挽留外来工，政府必须着眼于改善他们的社会保障。”阎海清指出，包括外来人员下一代的教育、医疗保障等，政府可考虑适当提供一些补助，令外来人员不至于需要为此支付比留在家乡更高的费用，这样或许还会有人愿意留下来，否则随着中西部经济的不断发展，沿海地区的外来工数量只会逐年递减。

　　美媒关注中国服装厂引进机器人：26秒产一件T恤 成本33美分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

　　2月6日，两名应聘者在深圳宝安区沙井的一家中介机构查看招聘职位情况。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春节长假还未结束，深圳的很多企业和中介机构就已经开门招工，但应聘者寥寥。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2017-02-20 11:03:18）

【延伸阅读】日媒：“出外打工”或可解东三省富余劳动力难题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日媒称，中国第三季度的GDP增长也保持了6.7%，经济看起来还算平稳，今后的焦点是压缩钢铁和煤炭的过剩产能等结构改革，但最大的课题是由于压缩产能而富余出来的劳动力的出路。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11月29日报道，钢铁和煤炭一向是辽宁省的主要产业，由于经济低迷，离开家乡找工作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东北最大城市沈阳，27岁的理发师小左去年第一次去日本，不是去旅游，而是出国打工。小左是通过日本的技能实习制度居住在群马县嬬恋村的卷心菜农户家里。在收获的最繁忙时期，每天凌晨2点就得起床，半蹲着收割卷心菜，一直干到傍晚。经过7个月的实习，总共挣了1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7万元）。他的妻子去年也在北海道平取町的西红柿农户家里实习，小左回国后，用出国打工挣的钱和妻子在沈阳市中心开了一家理发店。

　　报道称，在日本群马县嬬恋村有不少中国人打工，其中大部分来自东北三省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其中辽宁的经济为负增长，是中国经济最低迷的地区。30岁的沈阳的公司职员边先生在大学毕业前一直生活在辽宁，他说，“高中、大学的许多同学都在北京、上海或国外工作”。

　　从沈阳开车走上4个半小时，来到距中朝边境100公里的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会看到满大街都挂着“劳务”的牌子，这些都是运作出国打工的中介公司。一家中介公司的老板李先生说：“10年前也就10家左右，现在有70家以上。”

　　据李先生介绍，在桓仁，上世纪90年代前期就有人开始去日本打工。看到打工回来的人盖房买车，于是大家都跟着去了。有一次喝喜酒，和李先生同桌的人全都有过到日本打工的经历。据称，当地三分之一的人都有护照，这一比例在中国农村地区显然是非常高的。

　　报道称，桓仁没有煤矿，也很难吸引外面的人来投资建厂，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出国打工成了“主要产业”。前往打工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现在又扩大到了非洲。李先生还开始在吉林省开展中介业务。

　　报道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压缩过剩产能后怎样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尽管政府安排了1千亿元作为安置基金，但停产补贴等临时应急措施就花得差不多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认为，一直依赖钢铁、煤炭的城市只能将劳动力输送到中国其他地区或国外，按照“一带一路”构想，由中国企业涉足的海外项目也在增加，桓仁的情况也许代表了东北三省的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