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门(Eurogate)卸货码头是汉堡4个（很快会有5个）集装箱码头之一，而且是汉堡这个日益繁荣的城市近年来最成功的事例之一。自2000年起，由于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这个欧洲第二大商业港口的货运量增加了一倍。到2015年，货运量将再翻一倍。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不断变大：集装箱（从20英尺到40英尺，到现在的45英尺）；轮船（从能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最大尺寸Panmax到Post-Panmax，再到Super-Post-Panmax）；当然还有中国制造的集装箱吊桥。码头一直在不断扩张。“如果离开两个星期，我就不认识路了，”科勒船长开玩笑说。
    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周日已开始她担任总理以来的首次访华之行，这不仅仅是重要的外交大事。政界人士和商界代表将共聚一堂，把全球化的两大赢家聚到一起。
    全球化最受益
    这是个严守的秘密。尽管德国宏观经济数据表现平平，但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工业国如此成功地驾驭了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契机。
    德国是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中等规模国家，常常被描绘成忧心忡忡、反对冒险并且不喜欢变革，但自2003年超越美国后，它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在经合组织(OECD)现有比较数据最近一年的2004年，德国企业出口商品的总价值略低于1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总和，其贸易顺差是中国的6倍。
    出口已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目前，900万个工作岗位直接依赖出口，并创造了40%的国内生产总值。工程集团西门子(Siemens)首席执行官柯菲德(Klaus Kleinfeld)说：“每两个职位中就有一个是与出口有关的——如果没有出口，德国经济将会不景气。”
    但出口只是故事的一半。德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达12亿欧元(合15亿美元)，已超过了德国的出口额。在纳入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Dax-30指数的成员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营业额来自国外。2004年，德国企业在德国以外地区投资5840亿欧元，雇员人数达400万人。
    德国经济部一位高级公务员兼国际贸易专家称：“在所有与之相当的经济体中，德国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程度最高。”
    自动化技术电动机制造商费斯托(Festo)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费斯托在德国制造大部分部件，但装配流程全部在55个外国子公司当地进行。首席执行官埃伯哈特法伊特(Eberhard Veit)说：“增长出现在国外，但通过这一增长保障了德国的就业岗位。我们公司的生存依赖全球化。”
    在西门子旗下的传动装置制造厂家弗兰德(Flender)，80%至85%的产品是在德国以外生产的，公司的制造工厂遍布全球。“哪里有客户，哪里有需求，我们就去哪里，”弗兰德负责人曼弗雷德埃格维瑟(Manfred Egelwisse)说。
    成功原因多多
    如此巨大的全球性成功引发了诸多疑问。是什么导致了成功？成功能持续多久？能令德国经济总体受益吗？而且，在一个许多人对全球化感到不安的国家，如果德国人感到被排除在利益之外，这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一个解释在于全球经济繁荣的性质之中。正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经济学家埃尔加巴奇(Elga Bartsch)所说，“德国公司已从主要为资本支出的增长中获得了超比例的好处。”

    工程技术在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于与之相当的经济体，因而德国从投资驱动型全球增长中受益更多。换句话说，德国企业为增长更快的经济体提供了用于建设工厂、船队和基础设施的机器和车辆。
    这笔天降横财不仅仅局限于大型公司。德国主要的全球化赢家始终是中小型企业——所谓的“Mittelstand”(德语，中小企业)。其中最成功的企业规模很小，但专业化程度高，通常在利基市场上占据绝大多数的份额。正如西门子的柯菲德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其它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专业企业。”
    例如，在中国长江江底两条巨型公路隧道的挖掘中，世界最大的隧道掘进机将被用到，而它们现在正由海瑞克公司(Herrenknecht)在上海进行组装。这座总部位于黑森林的公司拥有不到1500名雇员，销售额却达到3.84亿欧元，其中92%来自国外。
    数十年积累的技术诀窍使此类企业在市场新进入者面前成了可怕的对手，它们常常被称为“隐形冠军”。由于专业化程度高，它们产生规模经济的唯一途径就是全球运作。
    总部位于波恩的中小企业研究所(IfM)的一项调查显示，98%的德国中小型企业目前介入了国际市场，这一比例在10年间上升了15%。曼弗雷德维滕斯坦(Manfred Wittenstein)是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副主席，并管理着以其命名的传动装置制造企业维滕斯坦。他表示：“全球化正帮助德国找出它的优势所在。”
    德国公司成功的另一因素是它们失而复得的竞争力。自2000年以来，由于实行工资控制、延长工作时间以及对低增值业务选择性离岸外包，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变化。而在整个欧元区，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了近6%。
    这使得德国企业能够在欧元相对强劲的不利条件下，扩大它们的市场份额。德国联邦统计局(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的出口业绩指数显示了德国商品在其它国家进口中所占的份额。该指数在1995至2000年间呈下降态势，但之后逐年上升。“我会见意大利与法国官员时，他们告诉我，我们的竞争力如此强大，简直是在断绝他们的生路，”一名德国政府高官说。
    汽车配件供应商德国大陆(Continental)就实现了这样的转变。21世纪伊始，它曾成为收购目标，其劳动力成本高于亚洲竞争对手。但自此以后，大部分生产活动迁到了低成本国家，利润一路飙升。仅在过去3年，股价就上涨了6倍。
风险不容小觑

　　然而，成为“出口世界冠军”(Exportweltmeister)对德国而言并非毫无风险。“我们的成功完全是以运行良好的市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BDI)负责国 adCode = 际事务的干事甘特•沙尔(Gunter Schall)说，“最轻微的市场扭曲也可能导致毁灭性后果。”

　　比如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目前亚洲的排外性双边贸易协议激增，
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飞涨，贸易政策扭曲原材料价格，国际运输线路存在瓶颈，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缺失，国际经济周期放缓等，所有这些都是现存的或潜在的威胁。
　　然而，最严重的威胁在于成功的德国企业界和更广泛的德国经济互相脱节。即使是在当前的复苏中，按美国或英国的标准，德国经济增长仍很缓慢。尽管企业利润飞速增长，失业率仍在9%以上高居不下。在低技术工人中，长期失业现象已十分普遍。
　　“你可以辨证地看这个问题，”商界资助的德国经济研究所(DIW)负责人迈克尔•许特(Michael Hüther)表示，“我们在商品出口方面是世界冠军，但当说起低素质工人，我们依旧是欧洲的失业冠军。这就是改革结果的两面性。”

　　服务业创造就业的速度赶不上工业岗位流失的速度。无力的消费支出和疲软的建筑业活动给经济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并成为削弱欧洲经济的一大因素。虽然自2000年以来企业投资已有反弹，但调查显示，投资首选仍是海外而不是国内。
　　“全球化令德国企业受益匪浅，但并未使德国经济普遍受惠，”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表示。他创立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
　　从有利方面看，最近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改革，此外企业和工会之间普遍签署了灵活的工资和工作时间协议，已使德国劳动力对制造商的吸引力增强。例如，工业气体和叉车生产商林德(Linde)威胁说要把生产转移到国外时，德国工人做出妥协，从而保住了他们的工作。
　　但十多年来，工业雇工人数一直在稳步下降。大众(Volkswagen)、西门子(Siemens)和 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等著名企业都在不断解雇国内员工。
　　全球化已把工业从国内条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经理们一边游说政府制定更灵活的劳工法或降低税收，一边更自由地挑选更廉价的劳动力、更方便的融资、更富裕的消费者和更宽松的法律框架。
　　工程集团福伊特(Voith)首席执行官赫尔穆特•科尔曼(Hermut Kormann)说：“企业已近乎达到它们迄今最好的年景，但没有一家公司在招人。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糟糕。但当世界经济表现良好时，德国工业也会运行良好。”
　　世界最大的贵金属贸易商贺利氏(Heraeus)的情况突出表明了这一趋势。去年，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创造了779个就业岗位，使其员工总数达到1.06万人。但只有30个岗位位于德国。
　　疲软的国内需求本身已成为促使德国企业到海外找出路的因素，其中包括消费品生产商和零售集团。
　　对德国领导人而言，最大的挑战或许在于确保更平均地分享全球化硕果，同时当心不要削弱企业的获利能力。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将伤害当前的经济复苏，而且可能导致社会凝聚力崩溃，其政治影响相当深远。调查已经显示，失业和收入下降是德国人的最大忧虑。这种趋势正加速侵蚀对德国稳固的大型政党的支持，并令极端派得益。
　　对沙尔先生而言，两难境地十分明显：“社会分享企业成功的机会已减少，这也解释了抵制全球化的原因。政客们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已不能通过权力或压力来抑制事态的发展，而只能通过激励手段。”（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