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应该以企业为主。如果企业自身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自己的企业未来如何发展，可能出现盲目扩张的后果。或者会出现哪里能赚快钱就“转”向哪里的“温州现象”，结果出现产业的空心化，企业“转”到连实业也不做了。比如浙江就有做眼镜的企业借贷22亿元“转型”做光伏加工出口，结果出口市场已经产能过剩，投资失败赖账跑路。而事后的说法是“政府让我们转型”。

　　推进下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要明确企业才是结构调整的主体。企业必须有调整的主动性，做好市场和相关知识的准备。不论是“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还是从依靠外需转变为依靠内需的增长结构调整，或者是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只有企业敏锐地感受到国内外大形势的变化而实现调整，产业结构才能实现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最终实现调整，中国经济才能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占领有利地位。

　　最近在东莞参观一家服装企业。该公司的法人企业家在国内外进行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调研，整合了市场及相关资源，合并了十数家服装制造厂，抓住中国年轻人的消费特点，以每天都有新装上市的崭新思路，打开了服装行业的新空间，使企业重现活力。

　　推进下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应该是引导结构调整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回归，是以企业家的主动调整和聪明才智为动力的新的务实思路。企业的结构调整，不是顶层能够“设计”出来的。

　　其次，适应新经济结构技能的劳动力准备好了吗？不论是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升级换代，还是新兴产业结构的形成，都将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伴随着新水平上的更高更新的劳动技能需求。如果大规模劳动力培训跟不上去，会产生新结构下的大规模失业。

　　20世纪末计算机软件大规模使用在生产和管理方面。美国政府和企业大规模开展网络程序员的培训，使新的生产结构和管理方式的提升和改变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德国企业长期以来的企业办技能培训学校的机制，一直是“德国制造”的技术工艺领先的保证。实际上，稍大一些的中国企业过去都有技工学校，以夜校的形式不断提升工人的技能，对工人适应企业不断的技术革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企业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势在必行的今天，如能恢复过去一些好的做法，应该可以缓解未来技能劳动力不足和结构性失业的矛盾。

　　再次，金融体系做好了支持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准备吗？在企业转型过程中，收购兼并、产品的升级换代、新领域的发展、技术改造、工艺更新、海外投资等经济活动是基本转型和发展的方式，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和金融服务。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不论是银行还是证券市场，都主要以自我膨胀的经营模式运作，没有形成以提供中介服务为主的经营方式。对大型国企问题不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更缺乏支持转型的相对长期的金融服务体系的准备。对于不合理结构的调整，政府财政可能需要更多地承担责任。推动企业在更高程度上和新领域的发展，应该打造从天使到PE（私募股权投资）的完整投资产业链，而不是现在这种以上市为目标赚快钱的最后一公里的所谓PE模式，让民间资本参与企业的早期转型，为未来的投资回报做铺垫。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让资金流向那些通过调整和转型具备成长性的优秀企业，流向那些通过收购兼并整合市场实现扩张发展的企业，实现资源的市场化优化配置。资本市场应该通过改革释放制度性红利，让那些预期未来能够转型成功、能带来回报的优质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获得投资者的支持。金融市场本身的改革，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之一。

　　最后，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和环境准备好了吗？经济结构调整，第一要捋清政府与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规划”经济结构调整，政府“告诉”企业如何转型，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弄得不好越调越乱。比如现在浙江、江西和山东的政府按照GDP增长的思路一味鼓励光伏企业扩大产能，违反产业发展第一步应该投资研发、突破技术瓶颈，第二步扩大消费市场，第三步才是扩大产能的规律，结果使清洁能源远未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形成新能源结构，实现新能源战略，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严重困扰企业的发展。美国近期的页岩气开发带来的能源结构的调整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是30年来数以千计的小能源开发企业，看到油价上涨带来的能源替代的市场机遇，坚持页岩气的开发生产。页岩气的大规模开采和使用降低了能源成本，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在危机爆发后面对新结构调整和第三次产业革命序幕拉开的全新背景下的“再工业化”。美国政府的作用就体现在了通过立法，制造公平的市场秩序，支持企业的行为，保护企业的利益。

　　推进下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应该是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制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引导新兴产业按照行业规律发展，避免政府以盲目的方式误导企业调整。政府成立的投资基金应减少直接投资，避免挤出效应，而要加大结构调整中技术改进和研发的投入，最好是通过招标配套研发资金和专利权的方式，优先给予在实体经济中转型发展的企业更多机会，而不是通过审批的方式导致不公平的寻租结果，阻碍企业调整。政府职能的改革对于下一步经济结构的调整至关重要。

　　在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中，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近30%左右的加工贸易企业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企业也正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序幕中回流，中国下一步经济结构是否能够顺应全球化的规律不断调整，事关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的竞争地位，事关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发展，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但是做好准备，沿着正确的思路调整更重要。

　　如今，中国步入了新的改革时代。带着阵痛加速转型和升级，寻找发展新引擎，正确的决策和成功的改革将把中国经济带入新的黄金时代。新一届政府下定决心将中国经济带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这就需要新政府清醒认识，坚定意志，为中国制定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增长计划，这应该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推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收益。正如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时所表示的，当前中国正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制度进步带来发展转型的红利

　　未来中国的经济目标将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发展方式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概念，从经济增长角度讲，发展方式的转型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从投资增长为主向消费增长为主的转变。若更完备地阐述增长方式转型的概念，我们提出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比较理想的增长思路。“十二五”规划的转型战略，给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现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产出增长率与各要素投入增长导致的产出增长率之差。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体现的是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贡献以外的，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那一部分产出的增长，也就是著名的“索洛（Solow）残差”。

　　如果我们能加大“索洛残差”的增长，就会增加非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靠投资推动增长的依赖就会下降。而且完全可以在投资下降的同时，经济仍然保持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改变目前这种“高投入低增长”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制度性进步应该有巨大的红利可图。

　　首先，我们应该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银行是配置资金资源的主要金融机构。但是银行以利差为主的经营模式和保护这种模式的各种制度，使其不可能把资金优化配置到对经济贡献最大的经济主体中去。银行赢利模式的改变，通过多元收入结构来降低坏账，培养利率定价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是完善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增加投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体制变革。

　　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另一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体制因素。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力配置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和地方国企的资金，以及银行资金支持GDP增长的行为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行为的目标不是最大化资源的收益，而是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的招商引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在靠权力配置资源和相应的体制问题上的改革，应该大大促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完善，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实现“降低投入保持增长”的制度性贡献。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的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高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是近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之一。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贸易的不平衡等于国内“储蓄—投资”的差异。外部的不平衡实际是内部不平衡所致，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必须从内部结构调整着手。

　　如果我们通过转变财政储蓄的投资为公共事业的支出，调整“储蓄—投资”结构，降低“储蓄—投资”差异，可以改善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现状。如果政府储蓄投入国内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会降低国内居民的“风险储蓄”和“审慎储蓄”，加大当期最终消费。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企业和居民行为也都能按照经济规律正常循环，调整“储蓄—投资”的结构，缩小“储蓄—投资”差异，最后会达到外贸平衡，进而达到国内“储蓄＝投资”的“充分就业”的理想的整体平衡。如果贸易顺差不断减少，不断向理想的贸易的均衡状态收敛，相应的外汇积累速度会明显放缓。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

　　再次，对导致消费增长平缓的收入分配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第三次收入分配是来自社会的慈善捐助。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减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该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以对自然条件的投入，来改变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风调雨顺，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防范和恢复的成本，人和自然的和谐必然带来经济的和谐。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为“不顾一切”的高增长付出了代价。如果我们能够逐渐恢复自然生态，或者减少进一步的破坏，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从长期来说也会增加对经济的贡献。

　　第三个方面，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人们容易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狭义地理解为技术进步，事实上，技术进步是其中的一部分。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是被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能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短期内可以缓解能源短缺的瓶颈，长期可以解决能源限制这一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

　　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出发，我们不必过分担心经济增长得太“快”，也不必过分担心国内外经济失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保持投入产出基本平衡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与经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是和谐的增长。如果我们坚持制度性改革，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定能够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层次上的“低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期待“十二五”规划的5年，以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能够得益于制度进步的红利，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成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