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鉴于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人口红利在短期内的不可重复，人口红利的时代切换的确亟需直面。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崛起源于对农民工的剥削：从毛泽东时代的一次剥削——为满足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需要，利用剪刀差剥夺农业部门剩余来供给重工业所需的原料和资金；到城市化的二次剥削：征用农村土地，将农民赶进城、赶上楼，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用勤劳、汗水甚至是不公平待遇，完成中国崛起的原始积累。

　　不过，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不断减少，农民工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不断出现的“用工荒”折射出其在人力市场的“香饽饽”地位，和大学生的“白菜价”相比，农民工可谓“完胜”。

三

　　缘何“剥削”对象由“田间农夫”变成了“天之骄子”？“剥削”对象变迁，折射出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阶段转化。

　　一则，就全球产业转移而言，生产要素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低端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都是大势所趋。“将工厂开到家门口”是全球战略转移的结果。富士康的大搬迁就是象征性事件。

　　二则，就工业化的阶段而言，在工业化初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低端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及就业大幅增加，如东亚各国起飞的过程中，保持了相当低的失业率，低端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度较高，但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低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便会逐渐消失，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房租涨价和周边东南亚地区等更廉价劳动力的挤压效应之下。

　　三则，就城市化的阶段而言，目前大型城市对于农村年轻劳力的吸附基本完成，留在农村的“老弱病残”很难参与更深入的产业升级。无论是科技园区、生态园区、高端制造等都需要大量职业型、技术型人才，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显然无法匹配产业升级的用工需求，而面大量广（每年上市规模达六、七百万）又价廉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成为了下一个极具挖掘潜力的“人力资源池”。

四

　　鉴此，“剥削”对象的切换实际上是时代背景的切换。对于国家而言，低成本时代已行将就木，可供“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也已由竞争优势变为了转型瓶颈：

　　一则，廉价劳动力导致中产阶层难以成型，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民资还是国资，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或使用者，所提供的低微收入，都间接使消费型社会“胎死腹中”。

　　二则，廉价劳动力使得产业升级匮乏动力：资方盘剥劳方，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自然丧失了动力去搞升级。

　　三则，廉价劳动力致使经济结构持续失衡：财富在通胀中从贸易顺差国流向了贸易逆差国，由穷人流向了富人，反而拉大了结构性失衡。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国际经验也表明，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过20%、日本高达23%（接近于2050年的中国水平），却并未出现“工作找人”的劳力短缺，相反依然是“人找工作”的岗位紧俏。原因正在于，这些发达地区顺利通过科技进步，使经济不再依赖甚至排斥低端劳动力的增长。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反倒可能在较长时间看来是催生产业升级、缓解就业压力的“福音”。因此，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虽会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为“危”，但若能以此为契“机”实现产业升级，无疑将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