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巨大下行压力让人们对颠覆式创新的电子家电产品寄予新年的厚望。从一个月前的美国CES到即将举行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家博会），全球电子家电行业焦虑的目光扫视着这些国际大展上任何一丝拉动行业增长的可能。让人倍感惊奇的是，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海尔不是把产品群而是把基于互联网的系列跨界生态圈投放到家博会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这是一种展览的风格秀，还是行业真正转型的信号？新华科技记者就此采访了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先生。

    全球首个工业4.0组织体诞生

    新华网：据报道，海尔在上海家博会上展示的重点有两大部分，一是由复杂的跨界产业所组成的智慧生活的生态圈，二是这个生态圈背后的互联工厂所代表的现代生产逻辑。有观点认为生态圈就是大号版的产品线或产品群概念，我们该如何理解？此外，请解读一下生态圈和互联工厂的关系。

    罗清启：这两个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它们确实代表了行业对海尔这类产业转型的疑问。但我要提示的是，这两个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也就是说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在互联网时代是完全错误的视角，那就是硬件视角。实际上在今天的产业界以及经济学界，硬件视角仍在主导着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你可以看到刚刚落幕的美国CES也包括即将举行的上海家博会，大家仍然在按照硬件产品目录来组织展会，我认为这是硬件世界观的惯性表现。

    全球包括中国工业或经济的互联网转型目前存在一种速胜论，那就是互联网转型就是给产品、设备或者是空间装上芯片，让它们都可以互联，并且认为两三年就可以搞定。比如说，珠三角一些大型企业在大规模安装机器人就是这种速胜论的表现。美国有汽车企业在上个世纪就花重金安装过机器人，结果是重金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上个世纪汽车行业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如何经济地解决供应和需求的准确匹配问题才是时代的核心，机器人在错误的时间被放在错误的地方，加剧了供应与需求的矛盾，机器人没有变成生产力，反而破坏了生产力，工具与生产力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互联网被滥用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会比美国汽车工业安装的机器人案例还糟糕。目前产业舆论话语体系流行的是互联网转型或者是工业4.0的转型，我认为这些提法都存在理论范畴的局限性，这很容易导致人们把互联网作为一个普遍化的工具而到处引入安装，结果是扰乱或遮蔽了我们更为宏观的逻辑结构的构建而延滞我们的经济和生活。

    拉远视角看，我们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正在面临急剧的转型，而不仅仅是工业转型，这个转型包括一个中心两个极限：一个中心就是以体验为中心而不再是以硬件为中心，两个极限分别是：通信速度与范围的极限；使用权（访问权）供应的极限。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转型本质是用一个中心与两个极限去重新组织我们的经济与生活，用通信速度的物理极限去广泛链接可能链接到使用权，然后用这个过程去产生差异化的体验并去满足体验需求，这就是躲在工业4.0转型背后的核心逻辑。

    硬件在今天实际上会很快失去作为产品的资格，它将被转变成演化着的服务，也就是说硬件将变成服务与体验的管理平台，这就是海尔的产品周围布满生态圈的原因，数量众多的体验生态圈的出现与叠合也就意味着整个大的组织生态的颠覆性重组，4.0转型成功的关键标志是外部性重组了组织，而绝然不是互联技术重组组织。我个人认为，生态圈在海尔大量涌现是广义工业4.0组织体在海尔成型的主要标志，很幸运地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在海尔身后还没有看到跟随者的身影。

    海尔工业4.0实践领先西方十年

    新华网：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给工业体系范式的转型提出了要求，德国用工业4.0体系去定义未来的工业形态，美国则在用工业互联网的产业框架引导自己的工业变革，从时间上看，未来工业转型的启蒙好像最早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哲学，然而有舆论认为海尔的工业4.0实践实际上领先发达国家十年以上，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你认可这种观点吗？

    罗清启：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关于未来工业转型概念的认知混乱。未来工业转型到何种形态目前没有任何定论，最典型的德国工业4.0计划与美国的先进制造业战略都仅仅是工业转型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全部的描述，中国制造2025也是其中的转型路径之一，但是，在产业的日常话语体系中，工业4.0从德国的体系普遍化为工业转型的同一语。

    因此，即使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是认为发达国家所谓的工业转型存在世界观的褊狭问题，是工业在工业的范畴内转自己的型吗？还是应该工业在新的范畴内被转成什么型？德国著名管理思想家赫尔曼·西蒙认为，工业4.0的精髓并不是存在于工厂之中，而是存在于整个供应链体系中，包括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也是被限定在工厂和供应链的空间之中，这实际是主导发达国家工业转型的核心理念。

    大家能从其中看到泰勒的影子：我们用更先进的互联技术和高智商的机器人来实现任务管理，这种管理的核心延续了西方的管理传统：管理就是在管理工厂（车间），当然供应链仅仅是放大版的工厂而已。在改造制造基础设施的同时，发达经济体内的组织管理也在被改造：最典型的就是在组织内释放权力，第二是尝试极端化地取消科层。

    第三个维度的转型是用大数据去推动被改造的制造基础设施和组织内部的管理逻辑。一种新的愿景被高度期待：高度互联、高度智能、极高效率的制造设施与大数据的匹配一定会塑造出市场中的强权，大数据被当成工业体系高速前进道路上的灯塔或导航仪。我对这样的转型场景是持怀疑态度的，大数据实际上被当成高度互联网化的工业体系所收集到的海量数据的扬弃：整个工业体系的智能与智慧，它成为转型后西方工业体系运行的因与果。

    历史学家研究美国国家精神的产生往往聚焦在美国对欧洲遗产的继承，实际上美国广阔的西部空间是孕育美国精神的最重要的空间之一，美国精神的定型来源于通往西部空间通道的关闭，这个模式应该得到正在转型的工业体系的反向借鉴。今天，任何工业体系中工业个体的封闭生存空间事实上已经被取消，这个没有边界的空间将成为决定组织未来特质的最重要力量，所以，我们看到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工业体系本身的转型，存在的只有工业体系开放的社会化转型。如果我们把组织具化为节点的话，它的未来之路只能是镶嵌到社会这个大的网络中去，这是所有工业体系转型的前提，因此，说海尔的工业转型领先发达国家十年以上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其生态圈成果证明海尔的工业体系的社会化转型非常成功，这一切来源于十多年前就开始的“人单合一”模式的实践探索，“人单合一”最重要的作用是用外部性去改造工业体系而不是把互联技术渗入工业体系，让人困顿的是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仍然处在自己的范畴之内改革自己的状态。

    海尔成功避免去科层化陷阱与分权陷阱

    新华网：西方管理理论界认为，未来工业转型成功的核心逻辑标志是去科层化和分权化，因此，西方在最新的管理实践上出现了极端的去科层化运动与广泛的分权化运动，而你却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是当代的管理陷阱，它们误导了西方的管理实践，海尔在组织形态转型方面之所以快于西方，原因就是成功地避免了这两个陷阱，我们当如何理解这个命题呢？

    罗清启：西方管理理论界在当代对科层的理解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今天，科层被当成一种文化传统，如果是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分阶段地被移除，所以，西方在等待一种没有科层的组织形态出现，这实际是不可能的。科层根本不是文化传统，科层是严肃的物理机制，信息传递速度与执行信息的行动速度的差就是科层，也就是说科层是没有执行完的指令信息的存放介质。

    在通信速度被提高到光速之后，信息传递与执行的速度之差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的，互联工厂等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都是提高执行速度的关键手段，但是，在传统组织形态内即使我们装备了最现代的生产手段，执行跟上光速也是艰难的。海尔的解决办法是用广泛的分布式结构去解决执行速度之慢，而西方还是在组织内部消解科层，这根本是无解的，因此我们看到，科层从来不是被砍掉的，也不是被强行压缩掉，科层实际上从来不是管理革命的关键标的物，也不是管理革命的手段，而是管理革命的产物。

    分权陷阱的危害要远远大于科层陷阱，它遮挡了组织寻找新的、更为合法的、更大规模的权力来源的努力。组织内部权力的分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这是有极大问题的，韦伯的愿望是以知识和技术能力来取代旧有传统在组织中的威权控制，在封闭的组织中韦伯的愿望很难实现，通俗说组织内的权力是通信与执行行为之间的选择能力，它从来就没有属于过组织，用德鲁克的原理来表述的话就是：组织内的权力从来就是需求的方代理权，我们在互联网前时代几乎所有管理问题的根源都出在对这种代理权的滥用上。

    在互联网时代组织权力的合法来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供需一体、产销一体、零距离互联互通的组织形态让组织运行的参与主体成指数型地扩大。经济正在以信息取代资产，如何在组织的巨大通信量和广泛的分布式行动之间做出权力的选择性秩序安排是未来组织的难题。从这个角度看，封闭性的组织内部还有什么权力吗？并且还有什么权力可以分配吗？因此说，发达国家企业的分权实践根本不是前卫的探索而更像是一场复古的回归。

    海尔有一个重要的理念是“企业即人，管理即借力”，这个理念可以被这样理解:组织是无界限的主体组合，管理是无边界地借到权力并在通信和行动之间做出行动秩序的选择。海尔的生态圈不是分权的结果而是借权的结果，不是取消科层的结果而是组织行为追随光速通信的结果。在互联网叩门声声急的今天，海尔的生态圈不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企业的互联网化的经营成果，应当被看成是成功规避科层陷阱与分权陷阱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路径。

    真诚到永远2.0将带来信用形态转移

    新华网：国内电商的高速发展也呈现出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假货和以次充好等不守信用的问题增多，而有舆论认为，海尔独特的组织形态与运行方式可以很好地解决类似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看起来相隔太远，海尔的方式有解决此类问题的可能吗？

    罗清启：当下电商和商业信用问题要分两个维度来看，有些企业信用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在无互联网体系的时候这些问题发生在局部环境中，不能被电商这种技术介质呈现出来，现在电商的技术体系可以把不同局部的信用问题都呈现出来，所以大家感觉到的信用问题增加了；第二种情况是交易的分离方式容易导致新的信用问题产生，这是电商这种独特的商业形态的局限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商不是商业零售系统，它更像是社会商业信用问题的扫描仪，遗憾的是它只能呈现问题而不能解决。

    舆论认为海尔的组织形态及其运行方式可以很好地解决类似问题是有道理的，海尔目前的组织形态是巨型的互联互通的平台型生态，交互、交易、交付等所有运营过程都是开放的、可视的，是所有参与与运营主体可以自己掌控的，这等于在社会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供给：完全透明的、大范围的共创共赢的自组织型的组织形式，用共容利益的制度形式去替代电商和电商背后靠信息的非对称性来做零和博弈的制度形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舆论的分析证明了社会对海尔组织形态普遍化的期待。

    掩映在海尔组织形态变革背后的是另外一场即将到来的信用风暴，这是大家难以想到的，就像大家根本没有做好准备相信电商的营业规模可以达到万亿级别一样。从规律的支配性来说，我们从来没有解决经济问题，我们解决的是信用问题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一把在“真诚到永远”理念支撑下的大锤率先砸出不是一个大的企业而是一个信用体系，后来的经营则是对这个信用体系的填充而已。我个人的观点是，海尔新的互联互通组织形态开创出一个新的信用生产过程的框架：信用不是未来对历史的对赌，信用也不再是线性的，信用是关联的：你我的信用是你我合作制造的。

    如何解决经济交易的非对称性问题一直是我们经济中的元问题，人类的经营历史完全可以看成是为解决此问题而进行的努力史，大家在今天是否从海尔的组织形态中看到了解决经济的非对称性的方式 ？我们不做确定性的结论，但是该做出一个确定性的思考朝向：海尔应该是把信用的形态从软信用形态推入到场景信用形态了。

    互联网广泛链接性的加速直接让信用和知识成为更新一代的生产要素，信用规模的扩大导致知识规模的扩大，知识规模的扩大又引起信用规模的扩大，信用与知识正循环基础上的正比例增大改变了一个组织用控制性的生产要素组建新的创新函数的能力，这是海尔互联网时代创新能力的新逻辑，这显然超离了传统生产要素市场添加了互联网调料的陈旧竞争，其路径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