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举例说，苹果手机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而我们每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其中49%的利润被美国拿走了。日本拿走了30%多，韩国还拿走了百分之十几，剩下我们中国拿3.63%。

　　也就是说，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丧失产业发展的土壤。这足以给东莞制造乃至中国制造一个警钟，他们面临的是产业的变迁，是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变环境下的一个挑战。

　　龚佳勇把这种现象称为“搭便车”时代的结束。过去是几年，低端加工制造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原始积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在他看来，目前的制造业已经到了买车票的阶段。

　　龚佳勇称，“这个车票可能是技术、创新或者其他，但对大量加工制造类企业来说，他们必须找到对中国经济新的贡献方式，否则，外贸的短暂回暖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班车。”

　　实际上，中国制造产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微薄不说，产品技术还跟不上市场发展。国内外有很多的现象表明，制造业企业不肯花资本去转型升级，就得面对倒闭的恶梦。

　　在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制造的下行压力确实不小。

　　专家指出，虽然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有所衰减，但不必妄自菲薄，通过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中国正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企业只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只要为制造业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就能在未来抢占先机。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在新常态的经济态势下，创新才是经济结构改革的动力。

　　他表示，“过去我们在国际化的分工中，基本上处在国际产业链的末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贴牌生产，赚微薄的辛苦费。现在我们要通过国际化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姚景源认为，低成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制造业想要在全球市场上拿到话语权，就要勇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提高创新能力，从过去更多地依赖传统优势转变为新的优势，技术优势、科技优势、高素质劳动力优势，以及整个社会的综合配套优势，“只有在这些方面下工夫，才能在国际大品牌中看到更多的中国品牌。”姚景源说。

　　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分析称，中国制造的升级换代很难依赖这些低端的工厂。政府对低端加工制造业也已经利好出尽。淘汰掉一批企业，既是市场内生的需要，也是政府有意的引导。

　　去年7月，本轮工厂倒闭潮逐渐严重的时候，东莞市长袁宝成曾公开表示，东莞的发展绝不能离开制造业，要保住这个“根”，只要保住这个“根”，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链就能存在。

　　东莞的计划是，用机器替换成本日益高昂的人工，即“机器换人计划”。东莞计划每年拿出2亿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同时也是东莞制造业进行升级的一种路径选择。

　　效果是明显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东莞工业技改投资一直在低位运行，最低为-19.3%，实施“机器换人”行动计划以来，工业技改投资跌幅逐步收窄，最终全年增长28.6%，顺利实现“扭负为正”。

　　这样的升级有两个暗含的条件。有政府官员表示，“一方面，企业的经营规模有一定条件，财政政策会特别支持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另一方面，用工大户原则上要求加快机器替代人工的速度”。

　　实际上，企业实力的限制也是能否进行“机器换人”改造的关键条件。

　　东莞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越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开展“机器换人”的趋势越明显，调研抽样调查结果还显示，企业实施“机器换人”的最大障碍是资金问题，未开展“机器换人”的150多家抽样企业中，有近半数是因为所需资金多而暂缓。

　　而从行业来看，电子信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这两个支柱产业的项目最多，分别约占总数33%、37%；特色产业中则以包装印刷业的项目最多，约占总数的6%。

　　“有退有留是东莞制造业升级的策略，东莞有将近30万家中小企业，不可能每一家都进行机器改造，这是不现实的，一定会有一批企业退出。”有接近政府的学者分析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