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只是追随战略，NSF课题组高明在战略性的另辟蹊径：发展信息技术，美国人成功了。

　　这也验证了一个规律，唯有颠覆者而不是跟随者后来居上，现实的案例是革英特尔命的为什么是ARM而不是AMD，这正如人们所说的，这的确是一个创新的魔咒，唯有变革性的创新才是赢家。

　　中国颠覆性创新产生的关键：体制的包容性、教育的去行政化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是否已近尾声，制造业还有上升空间吗？

　　现在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大家都在研究，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什么状态，到现在为止，没有尾声。

　　中国的工业化处在什么阶段？有人说中期，有人说中后期，我曾经做过这个研究，按照国际上的工业化阶段划分的实验研究，根据三项指标，人均GDP，就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后工业化社会，即服务经济的到来，中国官员、学界和企业界似乎没有什么准备。制造业是人类登峰造极的工业化的核心，它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但是它又带来一个失衡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特别是今天，我国一次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居世界首位，且人均一次能源消耗及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时，这是非常快的。工程院有一个院长，他在说我们研究我们一次能源消耗，当时人均一个标准煤，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到这个水平，所以中国国家利益和世界责任间的冲突是一个长期的现实存在，找到一个平衡定是当前的正确选择。

　　中国制造业必须从产能规模扩张的发展思路中反思，中国的制造业的辉煌还能持续多久，下一步如何走？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将重新定义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融合是大势所趋。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长驱直入的全球市场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增长的动力在哪儿？

这是大家都普遍关心的问题。

　　最近习近平主席讲，中国正处于新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中国经济转型的交汇点上，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这里我引用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的话，在改革初期的时候，我们也很迷茫，我们就像曾经的走在我们先一步的东欧的国家去问路，我觉得布鲁斯，他说的这个话给我启示很大“伟大的创新的根源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而常在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它们需要更多的看待问题的新方法”，

　　我们中国的改革就取决于邓小平那几个新观点，新方法，新思维。在今天的条件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新方法，新思维。新方法是什么？体制的包容性，教育的去行政化，创新的开放性。

谢谢大家。